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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刊于社科核心期刊《前线》2019年第9期。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前所未有的发展实践改写了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人员流、贸易流和信息流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展望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物资流动壁垒、人员流动障碍、信息流动瓶颈的一一打破，将会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的发展活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书写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中国是怎样做到的？对这个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答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发展前景如何？动力源泉在哪里？这些问题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正是在物资、人口、信息的大规模快速流动中，中国蓬勃发展、走向富强，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奔向希望。
小到日常生活元素的往来流动，大到国际经济要素的流通交换，流动性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是否占据有利位置。对流动性进行分析，可以为解析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视角。
商品贸易流通经济快速上扬。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物资运输、仓储、保管、包装、装卸、加工等经济社会活动日益活跃，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金融业、信息业等服务产业快速兴起。进入21世纪，我国物流业飞速增长，吸纳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人口，极大促进了产业发展、居民消费，增强了经济活力和竞争力。2018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83.1万亿元，全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3.3万亿元，物流业总收入10.1万亿元，物流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规模保持适度增长，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随着跨境物流的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6%，连续6年蝉联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已由过去的国际物资流动边缘国发展成全球物资流动的中心国家，以我国为枢纽与节点的“双环流”体系日趋成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环流，以产业分工、贸易、资本流动为载体；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流，以货物、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人口流动产生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58%。城镇化是最具有重要经济社会意义的人员流动表现，但人员流动的表现形式却并不限于城镇化。2018年，中国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33.17亿人，旅客周转量完成14063.99亿人公里。从2013年开始，我国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1152.9亿美元。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流动的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信息流带动产业创新。当代中国，信息流动在经济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互联网科技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根据上海社科院测算的数据，2016－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速连续保持在20%左右，数字经济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4.07%、57.50%和60%。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居、智慧城市等快速发展，智能浪潮扑面而来。2019年6月，工信部向4家企业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5G时代。数字经济发展位居新技术应用的最前沿，是新时代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信息大流动及相伴而生的智能化社会正在推动我国社会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互动方式、金融经济规则、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我国正在从世界潮流的追赶者变成引领者。
对流动中国的分析与推测，不少西方学者总拿过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或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演变轨迹来衡量。事实上，流动中国的发展，突破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逻辑的社会科学两分法范式，实现了过往研究中看似相悖的双重要素的有机统一，进而注定会改写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教科书。“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配合。在我国实践中，政府权力与市场效能并不是西方教科书中的“零和”关系。政府释放市场的流动效能，让物资、人员、信息尽可能自由流动，而政府仍然保持着对流动边界的强大管控力。物资、人员、信息的流动，不是越自由越完美，而是要有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社会发展承受力的总体考量。“自由”在人口全球最多、平均资源较少的中国，界限与范畴自然会不同于西方教科书的定义。政府的“有为性”与市场的“有效性”之间，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我国的各级政府不能仅仅成为“守夜人”，市场也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私人力量“自留地”。政府在宏观调控流动性上要有所作为，既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依法治国、保持善治在国家发展的最终效果。
“基建强国”与“安全运行”的并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经济增长有效性长期存疑。基建的高投入、长周期利润回报，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的。过度与无休止的争论，使基建在西方国家往往会成为一个久议不决、久拖不做的“烂尾议题”。在已逐渐拉开的5G时代，高效率、可持续、大安全的“基建强国”，将是国家能否成功复兴的重中之重。我国以政府的极高信用度、极高权威度、极高执行力，确保基建投入的长期有效运营，既造福于民众，又能保证实现物资、人员、信息流动的不断提升，最终助力民族复兴。“社会稳定”与“进取精神”的共进。转型国家流动性的全民释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常常会被认为将带来社会失序。在互联网2.0时代，信息互动加剧，社会不满与人群同质化的聚合，西亚、北非、拉美、中亚等多个国家都遭遇政权动荡，即使在欧美国家，也枪击事件多发、民粹主义泛滥、游行示威频频甚至街头革命此起彼伏。而在我国的实践中，物资、人员、信息的流动性却能保持社会稳定与国民进取精神的共同演进。“稳定”成为我国社会的集体共识，而“进取”也成为中国民众的共同心理。数十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发自内心的动力，在流动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并积极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稳定、发展与改革的三角平衡，在中国保持着全世界各个国家中的最好水平。这堪称中国社会发展令人敬佩的奇迹。
70年来流动中国的发展进程，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然而，时下有人却质疑中国发展的红利正在递减。这既忽视了流动性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正向原理，也低估了中国物质、人员与信息流动的后发优势。事实上，流动中国的潜能释放不但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流动中国的红利才刚开始。物资流动方面，我国物流的效率仍偏低，仓储、运输、装卸、加工等受地域的影响仍相当大，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仍存在大量人为壁垒。物流高效率仅仅在东部沿海几个超大城市内部普遍存在，导致全国国民消费潜力仍远未挖掘出来。物流高效率的全国化进程，尤其是打造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东北振兴、乡村振兴的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发展的红利将会继续释放。更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逐渐开始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国际层面上的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将使中国进一步享受新全球化的红利。人员流动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许多地方和领域仍然是人员流动的重要障碍，医疗、养老、教育、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旅游、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流动前景仍相当广阔。据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国民还未乘坐过飞机，约一半的地级行政区还没有机场，人均消费支出仅是美国的1/4左右，人均医疗支出仅是美国的1/20左右，人均服务业额仅是美国的1/12左右，让每一个个体继续发展，是中国最大的下一轮红利。信息流动方面，中国在数字经济的规模与创新上距离世界一流还有一定差距。5G时代，中国第一次在信息化浪潮中站在世界的前沿。如何让5G技术推动每一位中国人的发展，改善未来世界的运行方式，提升物物交换、人际交换的效率，均衡化区域、城乡发展，调节贫富差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动能。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更是潜能巨大的“世界引擎”。可以相信，中国发展活力的释放，不仅书写了自身的发展奇迹，而且正改写着世界经济的版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